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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走的阿瑟 归来的牛虻(经典流芳)

时间:2021-04-03 来源:互联网

  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《牛虻》(见图,资料图片),最初是作为革命者的自我修养教科书而进入中国翻译家视野的。

  革命文学经典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在祖国各处转战,戎马倥偬,不废阅读。营地的篝火旁,他“看书入了迷,火舌窜过来也不知道”。这本书,就是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《牛虻》,让他“拿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”。好奇的战友们分享了这本书。听保尔念完,包括团长亚历山大·普济列夫斯基在内,“有几分钟谁也不做声”,因为“大家都沉浸在对牛虻牺牲的悲哀中”。牛虻为追求理想而迸发出的英雄气概,深深地打动了这群战士。不妨说,阅读这本书成了队伍的一处流动课堂。后来,保尔身受重伤却连呻吟一声都不愿意,“他为什么如此刚毅呢?”见习医生妮娜·弗拉基米罗夫娜得到的回答是:“您读一读《牛虻》就明白了。”

  带着对这些情节的向往,李?Z民先生四处搜寻并最终翻译了伏尼契的这部作品,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。这是《牛虻》的第一个中译本,一纸风行,到1979年为止,销量已达100多万册。有中学生“用青春的热情轮流读过它”,而且亦是“围坐在篝火旁”;它的万千读者也曾经“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,汲取向上的力量”。外国小说《牛虻》把课堂也开到了中国,还成为刘心武名作《班主任》中最重要的符码,进入了中国的当代文学现场。

  《牛虻》讲述了一个“归来者”的故事,而“归来”的前提,则是“出走”。

  阿瑟·伯顿是“伦敦—来亨伯顿父子轮船公司”老当家膝下最小的儿子,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。虽然感情上并不亲近,两位哥哥倒也没有亏待弟弟,不短缺他的花销,不干预他的个人事务。在大学求学期间,阿瑟视蒙塔奈里神父为精神导师,几至无话不谈,包括自己参加意大利青年党的革命行动也未加隐瞒。青年人的这份事业让蒙塔奈里忧心不已。不久他升任主教,怀着百般不舍离开了阿瑟。继任者卡尔迪神父十分和善,很快赢得了阿瑟的信任。阿瑟在一次忏悔仪式上,也向卡尔迪倾诉了自己参与革命行动的事实。心上人琴玛与革命同志博拉来往,让阿瑟暗生妒忌,带着一种羞愧,阿瑟把这件心灵隐秘一起告解给了卡尔迪。

  大错就此酿成。卡尔迪是密探,阿瑟锒铛入狱。他在监狱里坚不吐实,后来被释放。但他却没能消除误会:同志们都认为是他的叛卖使得革命者们纷纷被捕,琴玛的一记耳光让他万念俱灰。然而,打击还没有结束。愤怒的兄嫂认为他令伯顿家的高贵门第蒙羞,把一桩陈年往事又摆在他的面前:原来,他是母亲和蒙塔奈里神父的私生子。这爆炸性的真相彻底动摇了他的信仰:“自己,就是为了这些东西——就是为了这帮奴性十足的虚伪的人们,为了这些没有灵魂的泥塑木雕的偶像——才受了这许多煎熬:羞辱、磨难、绝望,把他折腾够了。”阿瑟选择了“出走”,登上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洋轮船,偷渡出境,一去13年。

  在伏尼契写作的年代,像美洲新大陆、澳大利亚这些遥远、神秘、普通人难以抵达的海外之地,似乎经常能够给主人公带来命运的转机。比如狄更斯小说《远大前程》里匹普的人生起伏:他一度受益于在国外发财的逃犯兼恩主,被浮华世界迷住了双眼;黄粱一梦之后,他自己也去了海外,11年后衣锦还乡,找回了失落的良知。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背景下,这种空间想象的原因一目了然。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  但《牛虻》跟《远大前程》有所区别。等主人公从新大陆“归来”,阿瑟·伯顿已经变成了费利切·里瓦雷斯,瘸了一条腿,满身伤疤,没人能认得出。在这层外表之下的牛虻,也不再是笃信宗教、忧郁敏感的大学生,而是坚定的革命者。此后,在一次武装斗争中遭叛徒出卖而牺牲。

  阿瑟的“出走”,是彻底的“出走”;那个“归来者”,则是牛虻而不是阿瑟。

  只有这样考虑问题,才能解释这部小说中一处意味深长的“漏洞”,那便是卡尔迪这一人物设置。如果没有卡尔迪的告密,阿瑟就不可能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被捕,就不可能挨到琴玛的一记耳光,也不可能得知自己的身世,并因此浪迹天涯。显然,正是卡尔迪这个人粉碎了阿瑟置身其中的、温情脉脉的生活世界。奇怪的是,他从此在小说中消失了。他去了哪里?小说没有任何交代。牛虻“归来”,把主要的怒火对准了蒙塔奈里,甚至有时候弄得琴玛都很难堪,却唯独不曾提起卡尔迪。深仇大恨,不共戴天,牛虻何以对卡尔迪这般宽大为怀呢?

  如果把牛虻的一生切分为两个段落,卡尔迪即是那把剪刀,他的功能恰在于把青年阿瑟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之线,一齐斩断。一个“新人”,一个孤零零的个体由此诞生了。虽非有意,但正是卡尔迪让青年阿瑟转变为革命者牛虻。小说告诉读者,经过这一层“脱嵌”的手续,方才造就一个坚毅果决的革命者。

  此刻,蒙塔奈里的存在就太不合时宜了。因为在“归来”的牛虻这里,他一端连着扭曲的亲情,一端连着自己业已告别的旧世界,而那个世界对“新人”牛虻构成了某种惘惘的威胁。试想一下,如果蒙塔奈里只是阿瑟的朋友或乡亲,《牛虻》的故事性还会这么充沛吗?没错,他是父亲,也是旧秩序的象征,二者同样重要,他的父亲形象里缠绕着过往的一切。

  于是,纠结的父子关系,成为小说最有张力的地方。真正在牛虻心中挥之不去的,不是琴玛,而是“那位红衣主教”。牛虻急于“出走”的旧世界,是由他的律法所规定的。“出走”的意义,就在这里。不用多说,无数革命者也都曾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——那个家庭是属于“父亲”的,不是他们自己的。而他们奔赴的方向,是自由的、向上的、崭新的世界,在那里,青涩的年轻人终将百炼成钢,成为真正的革命者。

  看一看藏身船底,航向未知远方的阿瑟吧:“尽管耗子闹个不停,尽管船在摇晃,尽管油脂的哈喇味叫人恶心,尽管心里在发愁明天恐怕要晕船,他的眼皮却已经撑不开了。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,就好比那些神明,昨天还是他膜拜的对象,如今早成了威风扫地的打碎的偶像,根本已经都不在他的心上了。”这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,为告别旧我的高觉慧共享。巴金笔下的《家》里,这个热血青年也是乘船“出走”的——“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。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,它会把他载到个未知的大城市去。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。”

  2006年,话剧版《牛虻》在上海演出。这是一部历经7年打磨的戏剧作品,创作过程中,编剧刘永来反复叩问自己“《牛虻》的精神内核是什么,现实意义何在,如何与当今观众进行沟通”,最后确定了“人的选择”这一主题。牛虻在生命和信仰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,当他在枪声中倒下、留下最后的小诗“不管我活着/还是我死去/我都是一只牛虻/快乐地飞来飞去”,观众潸然泪下,掌声雷动。脱离旧家庭、斩断旧世界,主人公对于信仰、爱情、亲情的抉择贯穿小说,不仅启发、激励了革命年代的青年人,也因其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,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


 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1年03月28日 07 版)

(责编:牛镛、胡永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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